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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8/19

    Tag：所南心史纵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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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51-167页。[1] 猴子《对读“王与马共天下”与“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有感》，参见“往复”论坛“史林杂识”版块，“东晋门阀政治讨论集”，http://wangf.net/data/articles/b01/197.html。[1] 林校生《关于王敦幕府的考察及推论》，《华侨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该文获祝总斌先生好评。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多蒙林先生指教，并得其由福建寄赠之《“八王之乱”丛稿》一书，谨此致谢。[1] 按《晋书·周处传》，处之入洛当与其早年“寻二陆”的事迹有一定关系。[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72页。[1] 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26页。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75页。[1] 关于张翰，比较周全的研究可参见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6-107页。按《晋书·张翰传》，张翰北仕是贺循带动，二人南归，一为赵王伦废惠帝，一为齐王冏辅政，大致都在公元301年。贺循北仕是陆氏兄弟举荐南士的最典型事例之一，张翰对顾荣南归心理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此二人这次南归对二陆兄弟必然造成不小的影响。[1] 语出《晋书·陆机传》。[1] 《晋书·陆机传附孙拯传》载拯“能属文，仕吴为黄门郎。孙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与顾荣以智全”。[1] 参见林校生《西晋“八王”幕佐分府考录》，刊于《宁德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7页，以“六品下才”指敏之官，“七第顽冗”指敏中正所上之品。罗新《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98年第2期，以七弟乃指陈敏七兄弟，我认为依据不充足。张旭华在刊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的《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一文中以此言意为乡品在六、七品间，较准确。[1]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1] 乔同样在讨灭张昌中立下大功，继又站在司马颙一方与司马越对抗。[1] 张傧生《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民国71年（1982），179-180页，“刘乔阻兵抗越”小节；184页，“陈敏乘机叛变”小节，认为“是时河间、东海相持，中原继续混战，敏遂趁机据历阳而叛”。[1]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147页。[1]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 《晋书·纪瞻传》云：“慎行爱士，老而弥笃。尚书闵鸿、太常薛兼、广川太守河南褚沈、给事中宣城章辽、历阳太守沛国武嘏，并与瞻素疏，咸藉其高义，临终托后于瞻。瞻悉营护其家，为起居宅，同于骨肉焉”。但这则材料起码有两处可探讨之处，第一，《晋书·薛兼传》云：子颙，先兼卒，无后。第二，兼与瞻同郡又经历几同，并列“南金”，焉有素疏之理？[1] 如王永平《江东士人与陈敏之乱关系考实》，《江海学刊》，97年第1期。[1] 而且，即使说四五人也有问题，如《晋书·贺循传》说：“惟循、吴郡朱诞不预其事”，但《华谭传》所录华谭致顾荣等书中说到：“永长宿德，情所素重；彦先垂发，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纪特隆；令伯义声，亲好密结”，其中之永长，据《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三所载，就是朱诞之字，是则朱诞的行迹都值得怀疑，又周玘乃一度“称疾不行”，后来有否短期就范，也存疑问。[1] 据《晋书·纪瞻传》，同舟东归者尚有陆机从弟陆玩，所授职务，查《资治通鉴》，知是“辟为掾”，稍低。[1] 纪瞻与周玘都被诏为尚书郎，散骑郎则后者有前者无。[1] 林校生《西晋末司马睿府佐吏考略》，《宁德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另外，薛兼此时任睿府军咨祭酒，周玘任睿府仓漕属，后虽玘对睿大觉怨怼愤懑，可他坚持不为越所辟而投睿节度，本来就说明他的倾向。[1] 瞻在永嘉六年石勒军南下侵扰还师时，奉睿命追击石虎，获得大胜。[1] 另外，虞潭后来在王含、沈充攻逼建康时，于养病告归之地聚兵勤王，被晋明帝紧急手诏委任为会稽内史，或能算作又一例。[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页。[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页，注二。[1] 周馥当时表现还算中立，而司马越早在所谓“迎大驾”时就有“以馥为中领军”的打算，回到历史场景，越以馥代刘准，似有觊觎从准处接掌过来的镇东将军所辖那部分兵力。[1] 按之于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知江乘在历阳和建康东北面，故说“北走”，说“东奔”，都不为错。[1] 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1] 按之于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此时公历是公元307年2月初，不少专书直接写作306年12月，不确。[1] 据《晋书》数传材料知，“洛京尚存”之时，睿、导已谋另立中心，越曾“移檄征镇”，征兵援洛，未见睿发兵之记载，后愍帝委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请求发兵洛阳为助，睿也未应，直至倾覆。[1]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 我认为，这也正说明璯虽欲拉拢诸向往孙吴复振之士，然与其究非同一气类，同时，这批士人也开始将目光集中于睿这位有晋以来江东观念最强的诸侯王之上，可参阅刘雪枫《吴姓士族与东晋早期政治》，刊于《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1] 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林石《西晋八王事行系年》，《宁德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1] 《通鉴考异》对此有辨，然将此与王导传中之“敦来朝”相连，似乎不确，田余庆先生即跳过不论。林石《王敦行年简表》将“敦来朝”事系于永嘉元年敦刺青州时，比较合理。[1] 林石《王敦行年简表》，《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1] 此次平定之后，“百姓饥馑，盗贼公行”，可见破坏力不小。[1] 如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其中《东晋的建立与江东士族》一文有详述。[1] 清人刘体仁《通鉴札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中以长篇论“东晋内讧”，结尾即云：孰谓安内之事，缓于攘外哉！用“安内攘外”之义解释东晋史事，别处似未有见，刘氏之说，不无道理。[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4-15页。

    [1] 严耕望先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上册中曾整理此职概况。

    [1] 明人程敏政所撰《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五中，收有署名方回，作于明末的《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一篇，言：元帝“初以周玘为会稽都尉，顾荣为豫章都尉，分兵定东土”，虽官衔事迹皆于史无征，某种意义上还是能反映出睿对江东格局的基本态度。[1] 语出《宋书·始兴王濬传》。黄淑梅《六朝太湖流域的发展》（第二版），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民国71年（1982）；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划——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当时吴兴经济力量的评估都不低。[1] 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5页。[1] 李培栋《陶侃评传》，《魏晋南北朝史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25页。[1] 周伟洲《汉赵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3页。[1] 审视东晋政治，“王马”之“马”不应处理为可有可无之陪衬，按阎步克先生的说法，其实蕴涵了后来历史的模板，参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阎氏所撰《变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一章的第二节《专制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1] 即使算上顾众，最多也只有二人。况且顾众后来在王敦之乱中的举动，被视为“态度持重，不显锋芒”的典型，参见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民国八十年（1991），台湾，文津出版社，71页。[1] 按《晋书·虞潭传》，次年，敦版潭为湘东太守，潭以疾辞。[1]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0页。[1] 林石《王敦行年简表》，《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同时，按这样的新时序，也为林文对敦之初次南来在永嘉元年的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持。另外，此处的“以贺循为参佐”，也与前文中对循所做分析相契合。[1] [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张忱石标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 《晋书·邓攸传》载：“攸与刁协、周顗素厚，遂至江东”。唐文中所引《世说新语·方正篇》材料其实亦说明了此种关系。[1] 关于顾和其人其事，较有见地的研究可参阅何启民《永嘉前后吴姓与侨姓关系之转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二十六期，民国61年（1972）12月，亦收入氏著《中古门第论集》，台湾学生书局，民国67年（1978）。[1]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1] 苟晞后来并未由“名号”既厚而不生“祸患”，最终仍公开向越发难。[1] 依《晋书》诸纪传所载，潘滔一贯与敦有嫌隙，而司马越为保潘滔，曾不惜与苟晞结下仇怨，直到越身死之永嘉五年（311），犹有“东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情事。[1] 卜宪群《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邪王氏为中心》，《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还可参阅王汝涛《魏晋南北朝琅邪王氏家族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交流论文。[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页。[1] 按《晋书·胡毋辅之传》，此四友是王澄、王敦、庾敳与胡毋辅之。[1] 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1] [日]谷川道雄《六朝贵族的家庭生活及在社会政治上的作用》，收于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其文据《颜氏家训》引申出“公务”与“私情”的概念，前者指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的生存所作的一些事情，具体体现落实于“重责”二字，后者指兄弟间各自都倾向于自己妻子一侧的心情，落实于“薄意”二字，公与私在对立的过程中，公必须真正超越了私才能成立。又据《三国志·夏侯玄传》，引申出家政“公务”与国政“公务”，认为二者密切相连。谷川先生这一看法在他此前文章《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中已有表达：“家族意志的统一，亦即家族各人都站在公的立场是必要的，否则要向家族、乡党伸手是不可能的。名望家支配是通过名望家之家族内部公私的纠葛、公克服了私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能够超越私而从事公，可以说是具有名望家层的荣誉”，该文收在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还可参见氏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一书，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458页。[1] 《晋书·陈頵传》载頵最后归宿：“侃以为能，表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妒，说頵年老耳聋，侃召頵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年六十九卒”，足见“大姓”对頵一贯之敌视。另可参阅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209页。[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9-204页，对鲲与陈郡谢氏初过江景遇做了详尽研究、分析。[1] 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2、89页。[1] 刘淑芬《六朝会稽士族》，《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民国81年（1992）。[1] 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1] 可参阅陈苏镇《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1] 此时敦刚过江，未见敦逼循赴洛记载，想是有所顾忌之故，但其既上循又逼夷，无疑带有挑衅色彩。另，按《晋书·儒林传》材料，后来夷渡江，睿十分看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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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007 发表于20:19:36 | 编辑 | 继续话题 | 转发 | 分享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