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修正稿 | 首 页 | 最新全部注释  >>

  • 接前

    2007/08/19

    Tag：所南心史纵论集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edward007.blogbus.com/logs/7809692.html

    目的[1]，作为惟一见于史文的仓曹属，玘所担当的任务亦决不在轻[2]；又《晋书·王导传》，导向睿进荐的“南土之秀”中即将玘与顾、纪、贺同列，《周玘传》，王恢“与玘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若思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可见周氏与所谓“诸伧”，与吴会集团，矛盾也非向来深重，不可调解。周氏作为一支明确的政治力量，其地位不会被轻易忽视[3]。不过，睿在立足江南过程中，基于时势，特重江淮之间的镇静巩固，玘在仓曹任上，当常被要求以自身力量服务于睿的这种具体战略需求，包括“玘县”的“地沃民阜”[4]，更重要的是，至此时，玘之兵源仍需“率合乡里义众”，而不是世袭武装；如唐文中分析的，睿移镇建邺时从下邳带来的安东军府兵不会多，而此时却已具备一定兵力，是以存在着关于武力和资源控制权的争夺，遂萌龃龉。钱、周二氏一旦开战，最起码，也能假璯之手，予玘以试探性打击。总结起来，也就是说，睿可能用了连环策，已开始把矛头对准周玘。此次平乱使睿第一次感性认识到周玘力量的强大。同年十一月，司马越知京城难守，声称为讨伐石勒而离洛，其时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寿春，严重威胁到越及其亲党所控制的以洛阳为中心的战略格局[5]，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书”，“大怒”，按《晋书·怀帝记》，“越使裴硕讨馥，为馥所败，走保东城，请救于琅邪王睿”，但按《周馥传》，“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硕，馥不肯行，而令硕率兵先进。硕贰于馥，乃举兵称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图馥，遂袭之，为馥所败。硕退保东城，求救于元帝”，是可知越对馥已无力干涉，睿掌控住了区域局势，并成为中心。馥向晋廷建策迁都，给睿也带来压力，同时，前述馥代刘准及其后发展，于睿在江南的逐步崛起而言，无疑是潜在威胁。有论者将睿的动作解读为不待越令而击馥，或诠释过度，不过，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睿急于进一步扩充自身实力，而周馥之事为他提供了良机。睿“遣扬威将军甘卓、建威将军郭逸攻馥于寿春。安丰太守孙惠帅众应之”，惠职“非南朝所授”，而“率众应卓”，战胜之后，睿却用庐江何锐代惠为安丰太守，又添一地，可见其情迫切。及越死，华轶以越心腹不奉琅邪[6]，睿遣军备之，至洛阳城破、怀帝被俘时犹未撤军，终以王敦统兵击灭。永嘉五年讨华轶之役，所以能较快取胜，周广、卫展的倒戈是个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陶侃与轶在此前“告绝”，《晋书·陶侃传》录此事云：“华轶表侃为扬武将军，使屯夏口，又以臻（侃兄子）为参军。轶与元帝素不平，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侃怒，遣臻还轶。臻遂东归于帝。帝见之，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至此，司马越时代刘准、刘弘二股力量之遗绪中的精华部分，已对睿全无威胁，“王与马”的组合成功奠基江南，无怪睿会“见之，大悦”。汉政权陷洛阳后，“焚烧而去”，一般认为是因洛阳四面受敌之故，而四面之“敌”，以江南尤大[7]，此时荀藩等建行台于密，传檄四方，推睿为盟主，分授官爵；远在幽州的王浚于七月立皇太子，布告天下，备置百官，以荀藩为太尉，睿为大将军，自为尚书令；种种迹象，足见睿在武力方面的举足轻重。攻灭华轶，可视作睿挣脱正统性上出身渺小之限制，建立新正统的标志[8]，也是其实力扩充的延续。惟对睿而言，如此标志性事件最后归功王氏名下，不能不怀拘束之感。细考此役，睿方参与者甚众。除王敦外，按《晋书》各传，计有孔愉、陆晔、顾众、虞潭、王彬、庾冰、庾亮、贺循、纪瞻、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王导等。《晋书·华轶传》“轶遣别驾陈雄屯彭泽以距敦，自为舟军以为外援。武昌太守冯逸次于湓口，访击逸，破之”，随后卫、周二人倒戈，“轶众溃”。《周访传》“所统厉武将军丁乾与轶所统武昌太守冯逸交通，访收斩之。逸来攻访，访率众击破之。逸遁保柴桑，访乘胜进讨。轶遣其党王约、傅札等万余人助逸，大战于湓口，约等又败。访与甘卓等会于彭泽，与轶水军将硃矩等战，又败之。轶将周广烧城以应访，轶众溃”，总结起来，战役分四阶段，首先是周访击冯逸，其次是访湓口之捷，再次是访、卓破朱矩，最后是卫、周倒戈，由是可知，真正扮演主干角色的是周访、甘卓二人。此役中，周访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在数月前击周馥时，挑大梁的则是甘卓，访、卓皆远非敦之班底，《晋书》所载人等可称敦心腹者，恐只有赵诱一人[9]，宋典是睿之亲近，虞潭[10]、王彬、纪瞻、庾亮、陆晔等，后来都曾在敦起兵为乱时与其对抗。又，《晋书·王导传》载，建武元年（317），睿登帝位，导“以讨华轶功，封武冈侯”，而未见此前导讨轶相关记载，所以似可认为，导借谋划攻轶之机，将敦扶为统兵之帅，“都督征讨诸军事”，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卷三十[11]中写道：“元帝移镇建业，敦素不臣，而导以兄弟遇合一时相推，讨华轶，灭杜弢，便为不世之勋”，讲的正是这个关节。平轶之年，敦始建幕府，有一系列人事运筹，引谢鲲为长史，赵诱为参军，擢王谅参府事，荐从弟舒参睿镇东大将军军事，相形之下，睿显得黯然。敦以征讨都督衔遣陶侃、周访、甘卓进向长江中游地带，可说是带走了渡江晋室的几乎全部精华，但敦此时执行的平定杜弢乃至开拓荆湘的任务，都是符合“王与马”组合根本利益的，故睿无法做出名正言顺的阻挠，或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身的不满。《晋书·元帝纪》云：“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此中，“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乃是王导之“计”的具体化，可以不论，特重要的，是“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这句，因此句后即接“属太妃薨于国，自表奔丧”，而按田余庆先生的看法，此奔丧之事在永嘉元年十一月[12]，是故这个名单的产生其实早在敦初次自青来扬时，而不是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永嘉四年[13]。又，《建康实录·晋·中宗》卷[14]载此条云：“王敦、王导、周顗、刁协、戴若思为腹心股肱”，或更近本真，亦未可知。周顗大概可算是一个折中性质的人物，一方面，他与戴若思、刁协[15]的关系似都不错，另一方面，他欣赏王导从子羲之和向王导进“网漏吞舟”之言的顾和[16]；与极钦佩王导路线的桓彝友善；王导直到王敦举兵，刘隗劝睿“尽除诸王”时犹托阖家性命于顗。顗的名字被放在五人中间，恰合于这种态势。以上反映出，自睿渡江之始，其战略构想中，就存在一条与王导的“清静为政，绥抚南北”政策平行发展的路线，后来的刁协“刻碎”为政与若思出镇军府，乃是这路线的结果。唐文中所说“王、马矛盾早在元帝渡江之始就已有迹象”，并非无据。光熙元年，司马越入主中原之初，即开始践行与王衍所定“三窟”之计，遣王澄镇荆州，王敦镇青州。敦临行前表示其方略是“当临事制变，不可豫论”，与澄“辞义锋出，算略无方”迥然相异。敦在青州不久，陈敏乱平，司马睿南渡建邺，受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敦专程自青来扬，壮其声势。敦之来，应当说主要是王导的作用[17]，而非司马越的指令，越亲王衍，而衍更看重澄，荆州与青州相比，斯时无疑前者更重要，澄至镇无所作为，而不见更换，敦至镇未闻大过，而隔年召回，论者或以《晋书·王敦传》中敦所语“今威权悉在太傅，而选用表情，尚书犹以旧制裁之”，认为敦之召回实系缪播与越矛盾斗争所致，不过，看回《苟晞传》，对此已有清晰记述：“越司马潘滔等说曰：‘兗州要冲，魏武以之辅相汉室。苟晞有大志，非纯臣，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若迁于青州，厚其名号，晞必悦，公自牧兗州，经纬诸夏，藩卫本朝，此所谓谋之于未有，为之于未乱也。’越以为然，乃迁晞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进为郡公”[18]，又，永嘉三年（309）三月，越以敦为扬州刺史时，潘滔谏越废敦兵权，云：“今树处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强之心，是见贼也”，其语意与“患生心腹”几同，越虽不从，但基于潘滔与司马越深厚异常的关系[19]，敦“其后征拜尚书，不就”，原在情理之中，是则越对于敦，态度明显不及对澄，后来“京师危逼”时，澄有“率众军，将赴国难”之举，未闻敦有相似动态。这可能与衍、澄出自王祥、王雄支，敦、导出自王览支有一定关系[20]，而其实质是对于未来政局立基所在的认识分歧，后来，衍、澄俱丧，王祥、王雄支无人南渡，沦亡于北，是其明证。敦曾参与南渡谋划[21]，与王导相结，二人在江东立国的路线与王氏家族的发展问题上曾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与合作性，诚如唐文所述。不过，敦与衍的关系亦很不坏，“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衍所亲善，号为四友”[22]，衍研《易》“终莫悟”，敦向其进阮修，“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这种交谊很可能构成了越以敦为扬州刺史的主因，《晋书·王衍传》云：“王敦过江，常称之曰：‘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其“王敦过江”四字正当从此求解，要之，衍在对待澄、敦的态度上有不同，是站在其家族内部的立场，而当永嘉三年之时，司马越在北方的战略主动已濒临丧失边缘，尤其是内部矛盾重重，步履维艰[23]，衍此时调敦至扬，毋宁说是站在了家族整体的立场[24]。既明王、马关系，可知为何司马睿与周玘日益水火不融。一者敦领走睿原本计划中的精锐之师，使睿不安定感大增，二者基于对二王潜在的怨愤，自镇东府开，睿更倚重刁、刘之辈，《晋书·周玘传》：“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周勰传》：建兴三年春正月（315），勰欲起兵反叛，遂父玘之遗愿，“欲起兵”，“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是可知，“自以为不得调”，乃指上文所述时段之事，而睿对刁协由军咨祭酒转为长史，使其与当时担负着镇东府军事安全重责的纪瞻并列，无疑让玘对睿之怨望白热化，终有建兴元年（313）流产之叛乱。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述此段时，特拈出陈頵之事[25]，讲东晋政权之腐朽。陈頵一事，意味不止于此，请更试论之。按《资治通鉴》，頵致书王导，当在永嘉五年左右，其核心意旨，在于“今宜改张，明赏信罚”，矫正“取才失所”“浮竞驱驰”“王职不恤，法物坠丧”之弊，王导不纳。頵所不满，一在以言谈之轻重取士的标准，一在鄙薄勤于政事之人的世风，归结起来，就是抵制中原旧风在江南的流衍。此处頵特愤恨的中原旧风，除了王导的“愦愦”之外，与过江入睿府的玄谈人士某些表现相关。《晋书·光逸传》录“八达”故事：逸“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辅之即胡毋辅之，按《晋书》本传，其人在中原时便“与谢鲲、王澄、阮修、王尼、毕卓俱为放达”；《晋书·温峤传》说到后来峤奉表诣建康劝进时，“王导、周顗、谢鲲、庾亮、桓彝等并与亲善”，《羊曼传》：曼与“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明帝记》：明帝为太子时，“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自王导、庚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卞壸传》载，明帝时，壸勤于任事，“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庾亮、王导、羊曼、胡毋辅之、阮孚、光逸、周顗、桓彝等，于时皆在睿府或受睿节度，陈頵出身“孤寒”，在镇东府中，仅“行参军事，典法兵二曹”，位卑言轻，指向的又是一宏大问题，无怪导不纳其言，但究实质，頵的意见与“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在玄谈世风与取士标准上是基本一致的，頵后因“数有奏议，朝士多恶之”被逐出中朝，恐是其出身太低[26]，睿无法保全之故。頵投书于导同岁，敦自设幕府，用鲲为长史，后羊曼等亦入敦幕，鲲“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敦以其名高，雅相宾礼”，俨然有昔日王衍门下的气氛，次年，王澄“赴建康之诏”，过诣敦，《谢鲲传》：“王澄在敦坐，见鲲谈话无倦，惟叹谢长史可与言，都不眄敦”，敦之杀澄，大有私人恩怨在，亦颇显其不臣之心，此外，似更有一层摈弃玄谈风习的意涵，《王尼传》：尼“避乱江夏”，王澄“遇之甚厚”，“俄而澄卒，荆土饥荒，尼不得食，乃杀牛坏车，煮肉啖之。既尽，父子俱饿死”，不闻敦有援救情事；《谢鲲传》：“及敦将为逆，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匡主济时，何如？’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理。’”，“庸才”二字[27]，脱口而出，则是进一步之发展。综而言之，司马睿与王敦在政治角力的进行中，对高门玄风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本能疏离，而王导以他调和者的面目，似乎成为高门玄风的保护和代言之人，从三人不同的归宿看，高门玄风，仍是时代的强音，自然的选择。如何看待高门玄风与江东士族之间的关系呢？论者一般都认为，学术思想及文化观念上的不同，是当时南北之别中最切要的部分。吴正岚先生的研究表明，就总体而言，当时江东士族学术仍以重儒轻玄为特色，也因之在东晋文坛鲜有作为[28]。由此出发，某些史实或可得一新解。刘淑芬先生注意到，会稽士族和吴郡士族身受的待遇，存在巨大差别，所以前者心怀不满[29]。过往对这一现象，多是从单纯的门第强弱着眼观察，吴先生的研究认为，其时会稽孔氏家学特征是“崇教化、重刑律与政治才能”，虞氏家学特征是“儒学兴盛而学风最为保守”，相形于吴郡大族在坚守儒学本位同时的“接触玄谈”，这些特征，想必构成王导心中之芥蒂。不过，吴郡士族与王导之间的抵触也是历代史家津津乐道的，而且二十世纪大量的考古工作证明，“南北不婚”，并非向壁虚构，据统计，南京地区出土的同期墓志中，反映南北联姻只有六则，涉及王导的，只见由其操纵的王闽之娶吴兴施氏[30]一例。这样看来，第一，由于学风之异，会稽士族有趋近刁、刘的危险，不能亲近；其次，由于门第之别，吴郡士族虽对玄风有所接纳，整体上仍保守自居，也只可徐图笼络；最后，当时的吴兴，蕴藏着江东地域最称桀骜的武力。于是，构成了王敦援引沈充、钱凤为谋主、王导结婚施氏的历史机缘。敦于摈弃玄风之时，将门第观念也抛诸脑后，导于重视玄风的外表下，尤重门第之培养、交融，当时之士，口吐老庄之言绝非一家专利，《晋书·刘隗传》载“敦与隗书曰：‘顷承圣上顾眄足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隗答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敦得书甚怒”隗虽倡刻碎之法，而出口则老庄之言，足为垂证，是以“高风玄风”四字，要害在“高门”，田余庆先生之《东晋门阀政治》，高标“门阀”，当从此索解[31]，敦以大逆而死，导仍操持国祚，千载之下犹有寅恪先生追述“江左夷吾”功业，其间底蕴，也在此端。上文对“三定”之役中王敦扮演角色的考察，其实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敦的“奔告”行为不是事先与睿计划好的，而是一种尽量保存自身实力的动作，这样，就与《晋书·儒林传》所载上一年（309）中敦以贺循、杜夷应怀帝诏举贤良、文学，且上疏逼夷赴洛一事[32]实质相近。都给司马睿造成困窘。不过，无论是哪种猜测，以南渡而为正朔的格局都渐渐奠定起来，无论是哪种猜测，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的因缘都在渐渐酝酿之中。王敦在永嘉五年（311）之后开始向长江中游拓展，也许此时的他，已不大记得八年前的张昌。张昌之起很大程度是由于长江中游地带空虚，其派石冰东略，也是因为起事成功后长江中游地带面临的强大外部压迫，而欲另谋出路，事实上，其最后之失败也就在江夏。                      二，王敦之乱的展开

    [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4-15页。

    [2] 严耕望先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上册中曾整理此职概况。

    [3] 明人程敏政所撰《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五中，收有署名方回，作于明末的《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一篇，言：元帝“初以周玘为会稽都尉，顾荣为豫章都尉，分兵定东土”，虽官衔事迹皆于史无征，某种意义上还是能反映出睿对江东格局的基本态度。
    [4] 语出《宋书·始兴王濬传》。黄淑梅《六朝太湖流域的发展》（第二版），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民国71年（1982）；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划——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当时吴兴经济力量的评估都不低。
    [5] 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5页。
    [6] 李培栋《陶侃评传》，《魏晋南北朝史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25页。
    [7] 周伟洲《汉赵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3页。
    [8] 审视东晋政治，“王马”之“马”不应处理为可有可无之陪衬，按阎步克先生的说法，其实蕴涵了后来历史的模板，参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阎氏所撰《变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一章的第二节《专制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
    [9] 即使算上顾众，最多也只有二人。况且顾众后来在王敦之乱中的举动，被视为“态度持重，不显锋芒”的典型，参见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民国八十年（1991），台湾，文津出版社，71页。
    [10] 按《晋书·虞潭传》，次年，敦版潭为湘东太守，潭以疾辞。
    [11]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2]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0页。
    [13] 林石《王敦行年简表》，《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同时，按这样的新时序，也为林文对敦之初次南来在永嘉元年的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持。另外，此处的“以贺循为参佐”，也与前文中对循所做分析相契合。
    [14] [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张忱石标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5] 《晋书·邓攸传》载：“攸与刁协、周顗素厚，遂至江东”。唐文中所引《世说新语·方正篇》材料其实亦说明了此种关系。
    [16] 关于顾和其人其事，较有见地的研究可参阅何启民《永嘉前后吴姓与侨姓关系之转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二十六期，民国61年（1972）12月，亦收入氏著《中古门第论集》，台湾学生书局，民国67年（1978）。
    [17]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18] 苟晞后来并未由“名号”既厚而不生“祸患”，最终仍公开向越发难。
    [19] 依《晋书》诸纪传所载，潘滔一贯与敦有嫌隙，而司马越为保潘滔，曾不惜与苟晞结下仇怨，直到越身死之永嘉五年（311），犹有“东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情事。
    [20] 卜宪群《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邪王氏为中心》，《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还可参阅王汝涛《魏晋南北朝琅邪王氏家族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交流论文。
    [2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页。
    [22] 按《晋书·胡毋辅之传》，此四友是王澄、王敦、庾敳与胡毋辅之。
    [23] 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4] [日]谷川道雄《六朝贵族

    历史上的今天：

    最近修正稿 2007/08/19

    随机文章：

    杂谈之一叶 2008/02/22
    最近修正稿 2007/08/19

    收藏到：Del.icio.us




    引用地址：
    edward007 发表于20:17:47 | 编辑 | 继续话题 | 转发 | 分享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