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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8/19

    Tag：所南心史纵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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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补诠

                                             中山大学历史系04级   所南心史

      唐长孺先生曾撰《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一文[1]（以下简称唐文），备述东晋开国大势，发覆于千载之下。唐先生细致梳理了东晋建政过程中王与马的关系历程，尤重视其间对立与斗争的发展，又通过对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举兵东下时所上列举刘隗罪状之疏，和后来周札的追赠问题二事的文本分析，认为，王敦之乱是长期以来王、马之争亦即帝室与南北士族之争的总爆发，元帝企图“以法御下”维持帝室权威，奉行其意旨的刘隗、刁协推行了一系列以“排抑豪强”、“崇上抑下”为中心内容的所谓“刻碎之政”，他们的政策和王导“不以察察为明”，“务在清静”的政策是相互对立的，王、马矛盾早在元帝渡江之始就已有迹象，即位后更有发展，由于在一个时期内双方为了各自打算，不得不自行克制，因此暂时相安，太兴四年（321），元帝建立两个军府，政治上的暗斗发展为军事上的明争，组织军队、充实军府的具体措施和发奴、发客触犯了大姓豪强利益，乃有下一年王敦在南北士族豪门支持下举兵进向建康。  唐先生此文，高大明朗，极能见其学术根底与兴味，学界引为表率，一般认为，若将唐先生的意见与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做的“着眼于中枢，侧重王导，强调西晋的‘马与王’到东晋‘王与马’的连续性”的探索联结起来，庶几近于历史之全面[2]。  从整体史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很正确的看法。林校生先生在《关于王敦幕府的考察及推论》一文中设“东晋初荆扬之争地理意蕴补诠”一节[3]，对此做了更进一步的融通，认为元帝“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的矛头所向，在权力分配问题上，是琅邪王氏首当其冲；而在经济利益问题上，则扬州大姓首当其冲。前者属于帝室近臣的主观意图，后者则是这一政策带来的客观效应。由此二者，遂造成琅邪王氏方镇势力与京都吴姓士人力量特殊结合的历史因缘。王敦举兵的地理人文资源凭借，除了荆(江)州，还包括扬州，故不单是方镇与中枢、门阀与帝室之争，同时也反映了扬州士族豪强与当地侨姓统治者(包括司马氏)之间的尖锐对立；不单是东晋荆、扬之争的肇始,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西晋末东土豪族“三定江南”的余波。  林先生以上论点清新流畅，可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尝试，不过，在一些重要关节上，仍留有相当大空间等待我们继续探究。如，王导在此过程中起的确切作用，江南士族的真实取向，元帝的全局战略等等。而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仍是如何准确定位东晋开国的政治生态格局与理解其背后底蕴。  今者试作此文，勉力为唐先生做一补诠，其间臆断之处，恳请众博雅方家教正。                    一，“三定江南”与晋室南渡中原扰攘之际，江南有“三定江南”之事，二者之间纠葛丛生，机关暗结，就在“三定”完成时，司马越、王衍在中原的惨淡经营以破灭收场，司马睿承继正朔的格局基本奠定，这期间的八年左右时间，很值再考。晋平吴后，尤其是太康之后，晋廷的安吴政策深入，吴、晋士族渐能结合起来，代表“文化士族”的陆氏兄弟和代表“武力强宗”的周处都有北仕之举[4]，不但避免了“扬州无郎”[5]的局面，且形成了一股短期的气候，只是由洛阳政府主导的起用吴人政策开始实行不久，即因八王之乱爆发停顿下来。元康末年以降，诸王之间争夺人才，博取声名，在“欲平海内之心”驱使下，“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南士虽有了更大的进取事功机会，生命安全却急剧下跌，学界较普遍的观点是，至“二陆”殒命成都王司马颖幕中前后，入洛南士相携返归故里成为历史之新潮流[6]。“二陆”丧身之意义，牵连实极大，首先，在此前，吴人北仕者，虽有周处之冤死，贺循、张翰[7]之退居，“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8]诸事，但二陆以入洛南士之当然领袖身份，犹尽心服务于司马颖幕中，并与孙惠、孙拯[9]形成了一个南士小群体，“志匡世难”，“二陆”因失去司马颖信任，死在士大夫与佞小的激烈斗争之中，所引起的心理连锁效应，绝不在小，而返乡具体过程，实各各不一。如孙拯追随二陆，惨死监狱；孙惠杀掉佞小牙门将梁俊后出逃，“改姓名以遁”，直到司马越荡阴败后“举兵下邳”时，方化名投书“干越”；当二陆统军进向洛阳时，顾荣正隶属于守城的长沙王乂节制下，次年长沙王乂败死，荣“转成都王颖丞相从事中郎”，后在司马颖与司马颙初起之争中退避陈留，及永兴元年（304）十一月惠帝为张方挟持出奔长安，“征为散骑常侍，以世乱不应，遂还吴，东海王越聚兵于徐州，以荣为军谘祭酒”；戴若思，其父戴昌稍涉品题谈论，一度与陆云并称，若思“少好游侠，不拘操行”，后为陆机启发，捐弃前行，亦习谈论，并由机荐于赵王伦，为伦辟后，既有劝机还吴之事，又复“除沁水令，不就”，“往武陵省父”，后来“累转”入司马越幕中；纪瞻，入洛时机曾亲加策问，予以引荐，按林校生先生研究，其人在永宁元年（301）左右仕宦于司马冏幕中，次年冏被击灭，而瞻则入于越府，再过一年，也就是二陆殒命前后，旋南归[10]。此外，更重要的一层意涵往往未能引起论者足够重视。孟玖谮杀“二陆”，王澄以司马颖从事中郎身份“劝颖杀玖，颖乃诛之”，大得人心，及颖败亡于越，澄入越司空府为一等佐吏，“越请为司空长史”；《晋书·陆云传》载：“后东海王越讨颖，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从此二事可以看出，司马越在起兵迎驾，谋求独霸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二陆”之死在天下士人心目中造成的影响，为自己增饰。基于这个认识，似可以认为第一点中南士返乡，多有投奔司马越（或者说为越所辟）之举也非凭空而来，原因中起码有一部分是他们双向的认同。在司马越，收揽这批南士，更是一项政治策略。在公元302至305年间司马越司空府有案可查的十五名佐吏中，与兹事相关者，超过半数。  “二陆”身死之太安二年（303），张昌起于安陆，随即派石冰东下徐、扬二州。周玘讨平石冰，一定江南，推举前吴兴内史，吴郡顾氏中的顾祕挂名为首，约集江东士人，参战的还有陈敏由广陵度支任上率领之军队，应当说，此时这三股力量的目标一致，即安定江南局势，但具体而微，又各有打算，要言之，顾氏等在于借机复兴“吴四姓”门楣；在周氏，周处北仕，据《晋书》其本传与梁王肜传，因其开罪与赵王伦关系密切的梁王肜，在元康七年（297）春正月，被害于对齐万年的作战中。其时晋廷对肜的借刀杀人之计虽“尤之”，却又对其“寻征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同时，对周处仅“追赠平西将军，赐钱百万，葬地一顷，京城地五十亩为第，又赐王家近田五顷”，给其老母“医药酒米，赐以终年”，虚饰一番而已，处之丧身，尚在赵王伦杀贾后前数年，当时如王铨、陈准辈就已颇为其鸣冤，可谓乱世先声之兆，处子玘和札在面对征辟问题上皆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审慎和江东本位心态，故周氏兄弟主要是跻身左右江东政局的位置，将武力扩大化，合法化，正统化；在陈敏，据《晋书》本传云，是当其主帅刘准为石冰攻击，忧惶无计时主动请缨出战的，而击灭石冰主力的正是陈敏。此时敏任职广陵，门第薄弱，缺乏根基，主要还是企图超越“七第与六品”[11]的阻隔进一步升迁于晋室王朝之内。石冰乱平，江东短期安定，但通过这场战事，力量分布已为天下共窥。与此同时，司马越在中原的最终崛起即将拉开帷幕，整理史料，我认为他对于江南的政治态势，乃是有一个服务于全局的通盘考量的。一方面是对义兴周氏集团。胜利之后，晋廷分割吴兴、丹阳二郡为义兴以表彰周氏之勋业。按之于《晋书》，封义兴有二种说法，一为《地理志》，时在永兴元年（304），《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12]同于这种说法，如果这说法正确，那么也该是“荡阴之役”以前，否则缺乏一个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段；一为《周处传》所附周玘传，时在“三定江南”而又“期年之间”，即在310-311年年初左右，《资治通鉴》晋纪九[13]同于这种说法。我个人以为前一种似更可信。无论哪一种，最终定夺皆当是出自司马越之手。由此可见，司马越注意到在江东培养地方力量的重要性，此时的周氏，作为江东世家大族武力的代表，明显更为出众。另一方面，向来多为论者忽略的，是司马越与陈敏之交，而且相较于对周氏一系力量，司马越更看重陈敏。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当时司马越正忙于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以图崛起，而陈敏在平乱中展现出的实力又最强。另外，周氏集团桀骜不驯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从周玘、周札二人俱不接受司马越之辟已展现无遗。敏因父亡后去职，为越起为右将军，极愿与他共谋军政大业，后来，二人合兵进行的，对刘乔[14]的军事行动短期受阻，在此节骨眼上，敏却自请东归，收兵据历阳[15]。《晋书·陈敏传》还只是写他开始自怀王霸之想，《晋书·惠帝纪》描画得更露骨，至永兴二年（305）十二月，“右将军陈敏举兵反，自号楚公，矫称被中诏，从沔汉奉迎天子；逐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遣弟恢南略江州，刺史应邈奔弋阳”，就在同月，司马越在萧地取得突破，刘乔自考城引退，奔于南阳，战争发生全局性扭转。陈敏坐大之后，尤其是参与司马越组织之军事行动，觉中国之事不可为后，开始日益将其“割据江东”之志落实，终于打破了越的规划。陈敏模仿周玘，企图拉上江东世家大族共同进退，但这一方面实力他就明显不如周玘，而且也不可能见容于政府，在司马越集团和周运动之下，陈敏试图拉拢并短期获得其默认的“江东首望”顾荣完全倒戈，与甘卓、周玘三人为首，起兵响应政府，讨伐陈敏。陈敏为乱前后，司马越幕中一批南士弃官东归。最典型的是甘卓，甘氏曾以吴王（并未到国就任）僚佐的名义参与平定石冰之乱，胜利后为司马越引为参军，不久弃官东归，与陈敏聚首历阳，成为敏之同党，《晋书》本传说他是见天下大乱而弃官的，我认为毋宁说他是与陈敏同气连枝，并认定敏能成事，而故意托词东归的。《晋书》华谭传：“甘卓尝为东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诛之，卓投谭而免”，反映的正是此间情况。华氏出身于司马越的徐州据点，曾至洛阳应武帝对策，与刘颂相结，发主张用吴人论调之先声，为历来史家注意[16]，《资治通鉴》卷八十五云："庐江内史广陵华谭及丹阳葛洪甘卓皆起兵以应祕"，在平石冰之乱中，其所率部，正统的性质较甘卓为多，收入越府不久逢陈敏之乱，站在以司马越为本位的立场上致书顾荣等谴责陈敏叛逆，由此,这两支在长江一线响应周玘的队伍正式分道扬镳，但是，实质上貌离神不离，甚至可说卓归于敏受了谭的帮助，这为日后同归睿之节制埋下伏笔。顾荣，“东海王越聚兵于徐州，以荣为军谘祭酒”，按，“聚兵于徐州”指永兴二年七月越“严兵徐方，将西迎大驾”，是即越之征召顾荣，正在其图谋与陈敏合击刘乔之时。荣大约在击刘乔受阻，陈敏东归前后，亦辞去越府幕职，此事诸史无详言，不过综合来看，荣为司马越征辟，当有不得不然之成分，而荣离开司马越幕，亦极可能属于不欢而散性质，《晋书·顾荣传》载荣曾说敏曰：“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太傅今日不能复振华夏，百姓无复遗种”，未必不是其内心观感。按之于《晋书·薛兼传》，兼“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五[17]引《晋中兴书》云：“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同志友善，号曰五隽”，这五位“南金”中，纪瞻、顾荣和薛兼三人从年少到长成，行迹皆颇相仿，都有着从越府转归睿府的经历，顾荣、纪瞻已如上言；薛兼，依其本传所录，虽不及具体的转归过程，但入二府的时间和任职，皆与纪瞻一致，由此当可推知大概[18]。至于贺循，亦有北仕经历，然不曾事于司马越幕中，石冰乱时，以前侍御史起兵于会稽，响应周、顾，至陈敏乱时，他一跃而为江东最显著的反对派，和前边三人形成鲜明对比。学界一般认为，江东大族人物与陈敏之乱在305年末至307年初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有一个相互利用的合作过程[19]。南士态度，类似贺循者，实较少，按之于史文，不出四五人[20]；循系盖世之儒，精于礼学，著作传世，有笃行之风，其闻赵王伦废惠帝即南归的事迹足为明证；又，循父为孙皓惨杀，他和顾荣之流对华谭反复强调的关于陈敏等次低劣，远远不及孙权文治武功的现象必然观感不同，在顾荣等人心目中，如孙氏政权般的政治实体当是最好归宿，在贺循心目中，晋朝才是他的价值向往，陈敏当然只充当跳梁小丑的角色。另如华谭，其所行动，最大因由就是在事件始终,都未与司马越脱离关系。陈敏据历阳，“矫称被中诏，从沔汉奉迎天子”，在打破越江东规划的同时，也让越对江东士人的失望和不满达到高峰，华谭书信中“下孤宰辅过礼之惠”不单是对陈敏发出，还寄寓了越的这种情绪。据《晋书》顾荣、纪瞻二传，陈敏乱平后，二人为晋廷再征，行至徐州，闻中原乱局日甚而裹足，司马越致书与之关系极亲密的徐州刺史裴盾云：“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顾、纪等人遂相率速归[21]，后悉入睿之幕府中。当时贺循、杜夷、乃至周玘[22]等亦为越所征辟，皆辞而投睿，不闻越有逼迫情事，此书之作，其中似包含着别样的怨愤之心，职是，如甘卓辈，自然更觉紧张，故卓在睿渡江之初即受其节度。顾、纪，虽一度对陈敏不若甘卓亲附之甚，但三人此时无疑归为一致，从平陈敏到投睿府成为安东将军节制下第一批骨干[23]，步调长随。贺循先是称疾未代顾荣就镇东府军司，后终受辟相府，不过睿以安东将军上循为吴国内史时循似乎就已任职，《资治通鉴》晋纪八有载：“以循为吴国内史，荣为军司，军府政事皆与之”，说的就是此事。华谭一书，细味其意，除为司马越说话外，也有着很强的对统合江东士人一致利益的企求，这从后来华谭在甘卓、周馥之战中的表现，及向元帝力陈周馥非叛等事也可看出。和甘卓相比，华谭自然同司马越在地缘等诸方面都要亲近许多，但是，在周馥和司马越之间，华谭还是明显和前者共性更多，最后他“及馥军败”，归于元帝，很值玩味。史料虽未明言，但毋宁说司马越在陈敏之乱后并未对华谭给予一以贯之的重视与挽留。此批人士于司马睿而言，意义重大，除开诸史家早有备述的认同支持、执政辅弼等层面之外，更是一武力之源泉。至永嘉五年左右，睿军势称盛时，主要构成元素来自两支，一是陶侃、周访一系，一是甘卓、纪瞻[24]等人。这在下文将有详述，从广义上讲，睿后来遣戴若思出镇军府，也是其延续[25]。田余庆先生曾将司马越的幕府形容为一个为玄谈士人提供醉生梦死场所的庇护所[26]，这很可以解释在军事方面越府人士明显的力不从心，还有越府与那部分“不合作”士人间的隔阂、疏离。不过，越府江东士人的遭际，实又自成一体，最终牵连的，仍是越之江东战略。平定石冰与陈敏两次变乱过程中，起决定性的武装力量发生了变迁，虽然不可否认名义上是政府武装的刘准（后为周馥取代）和刘弘（主要是陶侃）等部给了陈敏以巨大威胁，但实际上攻破陈敏全靠的是江东士人力量。而且，司马越与这些“政府武装”的关系也值得慎重考察。刘乔、刘准、刘弘都曾站在司马颙一方反对司马越。而在司马越的势力分布图中，刘准和刘弘都是必欲取之，以图立足东南的[27]。永兴二年十二月时，刘弘尚有与张方在司马颖进据洛阳时一同“按兵不能御”的表现，《晋书》刘弘传云：“初，成都王颖南奔，欲之本国，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马郭劢欲推颖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于是墨绖率府兵讨劢，战于浊水，斩之，襄沔肃清，初，东海王越疑弘与刘乔贰于己，虽下节度，心未能安。及弘距颖，璠又斩励，朝廷嘉之。越手书与璠赞美之，表赠弘新城郡公，谥曰元”颖南奔欲之本国之事在光熙元年（306）五月之后，是即此前司马越仍未与刘弘完全合流，陈敏之欲图刘弘，正在此二事之间，不宜将刘弘、陶侃视为受司马越之命而击敏，他们更多是在面临威胁的状况下为求自保。至于刘准，短于征战，敏曾为其属将，据《晋书·周玘传》，乃为玘所联络，《陈敏传》：“准遣扬州刺史刘机、宁远将军衡彦等出历阳”，《周馥传》：“帝还宫，出为平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代刘准为镇东将军，与周玘等讨陈敏，灭之”帝还宫，乃指光熙元年五月事，用周馥代刘准当确出于司马越之主张，但是一者，从后来的史事可见，周馥并不能直接算做听命于司马越的人[28]，司马越换他，与其说针对陈敏平叛，还不如说防备刘准为患，《晋书·周玘传》说得很清楚：玘“密遣使告镇东将军，令发兵临江，己为内应，翦发为信。准在寿春，遣督护衡彦率众而东”，这样一来，就很可能出现越最不愿看到的局面：讨灭陈敏后，刘准势力与江南周氏结合起来；二者，配合周玘二定江南的主要军事格局早在刘准时就已定下，而且，即便《晋书·怀帝纪》说：“三月己未，朔，平东将军周馥斩送陈敏首”，《周玘传》：“玘与顾荣、甘卓等以兵攻敏，敏众奔溃，单马北走，获之于江乘界，斩之于建康，夷三族”，与《陈敏传》：“敏单骑东奔至江乘，为义兵所斩”[29]的材料也足以让我们知道周馥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可能太大。是故不能说司马越对陈敏放任自流，但他主要经营目光并不在此是无疑的。仔细分析，当时大致场景是：陈敏拒绝与司马越继续联盟后，司马越基于三个比较大的理由未直接出兵讨伐，其对遭敏破坏的前次江东规划的弥补和挽救措施，也蕴涵于这三个理由里。一是陈敏与司马越并肩作战过，虽然失败，陈敏毕竟也只是东归，而没有反戈击越，越对他或者还抱一种好感，曾一度冀望他能回心转意；二是倾兵攻打陈敏不符合越的全盘计划，会分散越对付颖、颙的精力，在越看来，只要陈敏不与颖、颙勾结起来，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以刘准（后为周馥取代）和刘弘（主要是陶侃）将其限制于江东；三是用华谭之书唤起江东的内部瓦解，对越来说是较有利益的谋算，如前已述，司马越与江东士人比较稳定的关系链此时系于华谭身上，顾、纪、甘等人虽都曾与越交恶，不会俯首尊奉，但通过华谭向他们传达越的意志，他们也不会决然排斥，更重要的是，通过华谭，可以把陈敏部中反对力量和荆扬方面武装的通连，统归到司马越的遥制掌握下，这样就完成了整体性的策略布局。司马越一面秉持这种态度处理江东事态，一面继续推进逐鹿中原的步伐，光熙元年五月，惠帝还洛，十月，杀司马颖，十一月，惠帝崩殂，陈苏镇先生的研究[30]认为惠帝之死怀帝之立，与司马越的谋划确有相当大关系，十二月，越杀司马颙[31]，至永嘉元年二月，陈敏乱已平，司马越立业甫定，又开始面临着刘渊、石勒交侵的威胁。如上分析，司马越在无暇多顾的情况里，追求的是江东能保持一种各力量间相互牵制消耗的态势，尤其关键的是江东需自成一体而决不可渗透到中原，被他主要面对的对手利用。当然，这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一旦中原局面暂平，司马越自然要开始重新考虑如何经略江东，陈敏败亡，使荆、扬重镇形势凸显，也给了越压力。于是，司马睿和王导的组合受命过江，填补真空，但是，睿和导自谋发展，早有不臣之心[32]；刘弘死后，子璠虽富有治效，也短期得越信任，终因收众心为越所换，王衍委弟澄作荆州一窟，却不如刘弘父子治理时稳固；周馥以越胁迫王命，对越的不合作态度与日俱增，凡此种种，越皆不得妥善处置，王夫之曾总结说：“其不能者，越非其人，非策之不善也”[33]，诚中要害。可以认为，在顾、纪顺利脱离越控制投睿时，就已有力反映了司马越对江东政局的干预力日益下降，司马睿的时代拉开序幕。关于司马睿开基江东之气象，前辈学者已有丰厚钻研成果，此处不作赘言。请特关注江南“三定”之事。讨伐陈敏时，长城钱氏在武力上坐大，钱广，《晋书·周玘传》云：“敏弟昶为广武将军、历阳内史，以吴兴钱广为司马。玘密讽广杀昶”，《甘卓传》云：“会周玘唱义，密使钱广攻敏弟昶，敏遣卓讨广，顿硃雀桥南。会广杀昶，玘告丹阳太守顾荣共邀说卓”，《陈敏传》所言最详：“准遣扬州刺史刘机、宁远将军衡彦等出历阳，敏使弟昶及将军钱广次乌江以距之”，“钱广家在长城，玘乡人也，玘潜使图昶。广遣其属何康、钱象投募送白事于昶，昶俯头视书，康挥刀斩之，称州下已杀敏，敢有动者诛三族，吹角为内应。广先勒兵在硃雀桥，陈兵水南，玘、荣又说甘卓，卓遂背敏”；钱端，《晋书·陈敏传》云：“弟恢率钱端等南寇江州，刺史应邈奔走”，《张光传》云：“时江夏太守陶侃与敏大将钱端相距于长岐，将战”，疑后以参与诛灭陈恢之功为司马越部将，死于石勒攻击，此广、象、端一辈，率由反正起家，行近于甘卓。钱璯，《周玘传》云：“初，吴兴人钱璯亦起义兵讨陈敏，越命为建武将军，使率其属会于京都”，按，此事不在顾、纪为辟之时，却在永嘉四年（310），当时越正忙于动员各地军队保住危如累卵的洛阳，召璯入洛，正是此性质，乃完全的实力原则。《周玘传》继云：璯至广陵，闻刘聪逼洛阳，畏懦不敢进。帝促以军期，璯乃谋反。时王敦迁尚书，当应征与璯俱西。璯阴欲杀敦，藉以举事，敦闻之，奔告帝。璯遂杀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孙皓子充，立为吴王，既而杀之[34]。来寇玘县。帝遣将军郭逸、郡尉宋典等讨之，并以兵少未敢前。玘复率合乡里义众，与逸等俱进，讨璯，斩之，传首于建康。《晋书·怀帝纪》称：二月“戊午，吴兴人钱璯反，自称平西将军。三月，丞相仓曹属周玘帅乡人讨璯，斩之”，《资治通鉴·晋纪九》：二月，“太傅越征建威将军吴兴钱璯，及扬州刺史王敦，璯谋杀敦以反，敦奔建业告琅邪王睿，璯遂反，进寇阳羨”，此处却说是“闻刘聪逼洛阳”，按，《晋书·怀帝纪》：“六月，刘元海死，其子和嗣伪位，和弟聪杀和而自立”，到十月，尝到王弥经营策略甜头的石勒和想同分一杯羹的刘聪大举进攻洛阳[35]，亦即璯十月间方反，此时适逢越征天下相援，而鲜有至者。究竟二月还是十月，似乎各有道理[36]，不必细究，关键是“二月”和“十月”各向我们传达了一些信息。总括起来就是，司马睿领越增援洛京之命而又不愿意贡献嫡系部队，遂转嫁到钱璯身上，璯去则完成任务又绥抚内境，不去也可引祸及其身，趁势剿灭，为两全之策。璯偏要“杀敦以反”，应与当时敦对睿明显的归附倾向有关[37]，有两个不可忽略的现象，一是睿并无促敦北行之举，二是敦当时官扬州刺史，在广陵地界怎会如此孱弱？是故有可能敦奉睿之命，警备于广陵，名义上偕璯同行，实则促璯勿停，璯终反叛，并未在睿谋略之外。璯在广陵起事，自号“平西大将军”，又劫立孙皓之子，是则此“西”，无疑指建邺的司马睿，然而实际却往东南，“来寇玘县”，此中当有司马睿在建邺一线严兵相待的因素在，此时睿手中必有可堪一战之重兵，否则无以完成同年赶走周馥，控制淮南的事迹。又，钱、周二氏关系似本不差，璯西向受阻，北上又本就不愿，于是意图返乡聚集力量，而由广陵去长城必然要经过义兴，所以未必就是入寇，只是周氏武力为江南最盛，在基本面上仍效忠于睿，而钱氏武力有后来居上之意味[38]，睿又专遣小股人马至境，故站在周氏立场，若避战，对家族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有学者倾向强调睿与丹杨、吴、会稽豪门大族结成的政治共同体援引中原亡官失守之人，对吴兴士族的迫害[39]，这虽能解释不少史料，却未免拘于模式化的片面，在我看来，睿开安东将军府期间与周氏关系尚可，上文已说过玘在越与睿之间的选择趋向，玘基于武力的江东本位，使他只对有同样抱负的诸侯王才会归顺，司马睿“先南后北”战略[40]，一度对他吸引当不在小；睿奉命南来，很可能本有与陈敏相同的漕运江南粮谷以济中州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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