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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西华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经老师介绍知道了贵学社，我们学校也有一个历史学会，希望与贵社取得联系，向贵社学习，更希望与贵社有一些合作机会。以下是历史学会的简介和近期刊物的两篇文章，希望贵学社能给予提出您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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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会简介
史学会全称为西华师范大学学生历史学会，于1984年由历史文化学院的资深教授杨和平老师与潘家德一手创办，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壮大，现在是直接隶属于校团委和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的纯理论性的学生社团，如今已经走过了24年辉煌历程。一路风雨一路歌，史学会以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和优异的科研成绩傲立群雄，深受各级领导和老师的好评和广大同学的欢迎！本学会以培养能够自觉、合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研究历史的后备人才为宗旨，本着勤奋、求实、创新的工作作风，历年来深受各级老师的好评，近年来获得“校甲级学生社团”“十佳社团”“明星社团”共计十数余次。
史学会是我校创办最早、历史最悠久、成绩最突出、机制最完善的学生社团之一。活动丰富有趣，是你丰富课余文化生活的最好选择；管理人性化，是您大学生活中难忘的温馨家园；活动组织严谨有序，是您施展才华的最好空间！经历了风霜和雨露，经历了荆棘和挫折，.历史学会在不断的追求中发展和壮大，在不断的磨练中成熟和稳重！
《史苑新芽》是我校最早创办的学生校级学术刊物之一，自1992年至今，已经出版过了15期，纪录了历史学会会员及广大历史爱好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的高度重视，也是广大会员发表文章，进行学术交流的阵地。



中庸养生思想刍议

韩广
摘要： 中庸思想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和处世规范，也是人们潜意识中自觉遵守的经典行为准则。中庸文化思想在薪火传承的过程中，不断的超越其本身内涵，不停的向现实生活的其它各个方面渗透和扩散，这种变通功能应用在健康养生中，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价值体现。
关键词： 中庸 中庸思想 中庸养生

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是由孔子提倡、其孙子思阐发，用以提高礼仪修养和道德素质的思想主线的儒家经典文存，共计三十三章。中庸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贯通于道德标准、礼仪要求、思想规范、为人处世、修身养家、治国安邦等诸多领域。中庸主题思想为：“不偏不过，允执厥中” [1] p17，南宋唯心主义理学家朱熹十分推崇这一思想，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编入四书，并倾注心血为之做注。中庸思想原为礼仪道德方面的行为准绳，自始至终贯穿于孔子的整套思想体系中。“中庸何为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1] p14但在儒家文化的薪火传承中，中庸思想不停的向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渗透和扩散，成为人们意识思维中的一条潜在的行为注解。古往今来的诸多学者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自觉不自觉的将其融入健康养生和修身养性之中，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庸养生方面的宝贵资料。

1.中庸与中庸思想
《辞源》“中庸”条目注解：“不偏叫中，不变叫庸。儒家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标准。”[2] p87《中庸》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 p17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里注解：“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游[1] p17氏则说：“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1] p20中庸的“中”字，古代汉语里字义主要有三：基本义是中心、中间，如甲骨文“中”字的象形解义为上下两条横道中间一个圆圈，用以表示中间之意；二是合乎标准之意，如《论语》有“从容中道”，是为此意；三是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即是此意。所以中庸思想中的折中调和、适中平衡的理解即是“中”的第一条字义。又有，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 [3] p207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1] p20
《周易•系词》中：“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朱立元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大都认为，宇宙中充满了对立因素，理想的状况乃是自觉认识和把握这些对立因素的特点与变异，努力寻求达到这些对立因素的统一，即中庸之道。”[4] p200
综上，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其中的一条重要的注解应为：“攻乎异端” [3] p18（一是“中道而废” [3] p59之不足，二是“过犹不及” [3] p114之过量），“不偏不倚，无过亦无不及”，[1] p18“允执厥中” [3] p207，“执两用中” [1] p20。也就是：通过调节调和，融过分和不足为适量，辨证统一的化解存在的矛盾与对立，从而使其相互渗透，以达到一种合理和谐的中间状态。

2.中庸养生思想的价值体现
《中庸》程子曰：“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礼，放之则弭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1] p17其中“中散为万事”即是说中庸这一思想有着很强的变通功能，可以引申，可以扩散，可以在万象人世中作为指导原则。子思对中庸思想的适用范围是很有预见力的，他对中庸思想的影响力也是非常自信的，而后来中庸思想的变通与引申也验证了子思的这一预见。从健康养生方面来看，中国历代养生者就自觉不自觉的运用这一思想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调节自饮食起居，或调整劳作闲逸，或调养心态性情。用现代的眼光看，他们的健康养生实践和中庸思想是吻合一致的。《中庸》中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是从情感方面用中庸思想对情绪节制的一条注解。《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谨察阴阳之所在，以平为期。”这里的“平”阴阳之法就有折中的含义。《素问•骨空论》中有：“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这里的“调”阴阳缺余就有平衡阴阳而使得身体达到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素问•灵兰密典论》中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这里的“失”和“中”互为反意，即是说十二器官最好的状态是相互协调，相互平衡，否则“失”“中”就会出现疾病。《左传》中记载郑国大夫公孙侨之言：“出入有制，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哀乐有限。”这里的“制”、“常”、“节”、“限”即是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的调度和限制，目的是使其达到“适中”的理想状态。东汉荀悦主张养生的核心应是“秉性中和”，他认为，平衡者，筋骨和同，气血皆从，邪不能害；失调者，阳气不固，阴气虚弱，疾害相侵。这种寻求平衡，使得筋骨气血，五脏肺腑各种对立因素对立统一的中和思想和中庸思想是相一致的。三国时期华佗则有：“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思极耳。”这里的“极”即是极端、异端之意，而中庸思想坚决反对“攻乎异端”。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有：“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其中“不惜”与“苟惜”之间即为中庸思想的折中反映。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有：“饮酒可以陶性情，大饮过多防有病。”这里有其对饮食养生的极端的否定。宋代陈直《养亲奉亲书》中有：“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竭，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无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成疾患。”这里也有中庸思想的体现。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中有：“充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元代李东恒：“唯在调和脾胃，一则慧然如无疾。”元代张宏载：“饮食起居，咸得其宜，寿得八旬，而甚健康。”明代龚廷贤：“节饮食，调整有则。”……这些都是中庸养生思想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另外，中庸思想在中医学中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这些寒热虚实的辨证法则实际上就是通过药物调节使身体达到一种适宜适中的平衡状态。又如，“过饥损脾，过饱伤胃”、“过食辛辣伤津生火，过食生冷滞气生寒”、“过怒伤肝，过喜伤心，过忧伤脾，过悲伤肺，过恐伤肾”等就是从极端提醒人们超过一定的数量对身体造成的各种伤害。


3.中庸养生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陈忠认为：“中庸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使自己在各方面，如饮食、起居、情志、劳作、活动等方面，既不要太过，也不可不及，而应适度、相宜。这种自我调节的方法，其目的在于调和血气阴阳，使人体在与外环境适应的同时，保持并调节内环境的平衡，是儒家养生的基本方法。”[5]
孔子说：“寝处不时，饮食不节，劳逸过度，疾共杀之。”孔子所说的“时”、“节”、“度”就是中庸思想调节自我以求平衡的理想状态。
用孔子的这种中庸养生思想可以指导现实生活的具体环节，在现实生活中可有四点总结：

3.1 饮食以节
膳食摄取是健康养生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古代文献思想中有许多关于膳食养生的精辟论述：“食能排邪安脏腑，悦情爽志资气血”、“养生当议食补，治疗当考药效”、“救疾之速必凭于药，安身之本必资于食”、“饮食节则身利而寿命益，反之将形累而寿命损”、“食取补气，饱生众疾”、“寓食于药，可谓善补”、“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过饥损脾、过饱伤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身也”、“暴饮暴食易生病，定时定量保安宁”、“厚味伤人无所知，能甘淡薄信有之”、“勿令悲欢极，当令饮食均”、“大渴不大饮，大疾不大食”、“食唯半饱无兼味，酒至三分莫过频”、“膳食勿使哺肉丰盈，常令节俭为佳”、“肥肉厚酒，命曰烂肠之食；甘味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节饮食，薄滋味，味存自生，怡愉无为”、“当饱而食曰非时，当饥而不食曰非时，适当其可谓之时”……饮食方面最为精辟的论述当数孙思邈所说的：“为医者当洞察病源，知其所犯，以食资之，食之不愈，然后命药。”孙中山所说：“人间之疾病，多半从饮食不节而来。”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饮食不节特别是饮食过量造成危害的阐述，如《黄帝内经》中有：“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癖为痔。”有：“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论语》中有：“食勿过饱。”《管子》中有“饮食节，则身利而寿命益；饮食不节，将形累而寿命损。”张华《博物志》中有：“所食欲少，心愈开，年欲益；所食欲多，心愈损焉。”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有：“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可过多。饱食过多，则结积聚；渴饮过多，则成痰癖。”宋代李东恒《脾胃论》中有：“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疾之由生。”明代敖英《东谷赘言》中有：“多食之人有五患，一者大便数，二者小便数，三者扰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养，五者多患食不消化。”……
现代医学和现代营养学也证明饮食不节特别是饮食过量至少对人体有以下几方面的损害：影响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影响肝脏的解毒功能，影响肾脏的排泄功能，导致思维迟钝，注意力不集中，加速衰老等。
因此，提倡用中庸思想节制饮食，做到“饮食以节”，对健康养生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

3.2 劳作以度
适量的劳作也是健康养生的一个重要环节。三国时期的华佗就有：“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俗语中有“懒惰催人老，劳作可延年”。但是工作劳动数量必须得以控制，如果劳累过度就会身心枯竭、体能耗尽而影响健康。老子说：“劳勿过极。”华佗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欧阳修《秋声赋》中有：“人唯动物，万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李东恒说：“行住坐卧，各得其宜，不可至疲倦。”宋濂在论及积劳成疾病时说：“内摇其真，外劳其形，以亏其因阴，以耗其生。” 龚廷贤在论及过劳时则说：“交际当祛，稍若劳役，元气愈虚。”
现代心理学也证明过度劳累对人体造成身心枯竭的严重影响。因此，用中庸养生思想对劳作量加以控制，做到“劳作以度”，对健康养生是非常重要的。

3.3 寝息以量
适量的睡眠也是健康养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古人在总结养生经验时大都提及“起居有常”，这个“常”即是平常、庸常、适量之意，用这一思想诠释健康养生，同样是中庸思想的体现。古人常说：“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也有 “莫为寻幽望远而早起，莫同少壮尽欢而晚归”，有 “每天睡得好，八十不觉老”，有 “食补不如睡补”等很多说法。所以北宋邵雍在论及养生之道时说：“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要睡方。”
现代医学也早已证明：睡眠不足至少可以诱发包括糖尿病、心脏病、情绪低落、消化不良、神经失常在内的数十种症状与痛苦。因此，把中庸思想把握睡眠的适量，可以避免因睡眠不足造成的健康威胁。

3.4 性情以和
中和的性情也是健康养生的一个重要环节。朱立元说：“和是中的延伸、发展。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立的、有差异的因素的融合。”[4] p200关于“中和”，孔子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者，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朱熹注解道：“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 中国古代有很多以平和性情养生的观点，孔子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诸葛亮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嵇康说：“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养生。”苏轼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辙则说：“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另外还有很多心态性情平和适中的阐述：“宽可容人”、“知足常乐”、“割愁养生”、“怡情养生”、“节哀乐、和喜怒”、“乐者寿、动者健”、“心焦则颜变”、“血气之怒不可有”、“百病皆生于气也”、“调情和志，以中治外”、“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心胸要开阔，精神要愉悦”……古人在总结养生经验时，几乎都要提到精神的调节和情绪的调和对于健康的重要性。李德俊走访的一百七十多位当代名老中医，他们在谈及养生时，也大都表示平和、豁达、适中的心态和情绪在健康养生中的重要体现。事实也是如此，每天“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终日魂不守舍，情绪低落，何能健康长寿？所以会有“心不得静，神不能安，愁心箭穿；静而思之，泰然处之，竟享天年”的养生观点。
养生在于养心。归根结底，就是精神的调适和情绪的调和：不过怒，不过喜，不过忧，不过悲，不过恐，不在心态和性情方面走极端，而以“中和”的态度调整之，做到“喜而不狂，怒而不莽，哀当思节，乐中有制”的中庸平和的境界。



4.结语
总之，中庸思想其中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通过调节和折中，使得对立因素得以中和，矛盾多样实现统一，从而达到合理、和谐的中间状态。但这绝不是说凡是处于两个或多个对立因素两极之间的选择都是最好的，正确与否不是由中间与否决定的，而是由合理与否所决定的。而且，中庸思想变通功能体现在健康养生中也是有很多宝贵经验和总结值得挖掘的，用中庸思想的合理成分指导日常膳食、起居、工作、情绪，通过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增强健康养生理念，在实际生活中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辞源.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朱立元. 美学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 陈忠. 儒家养生理论对我国传统营养学的影响 [J]. 福建农林大学体育学刊. 2002（3）






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钱荒危机与交子产生的关系
向 飞 龙

摘 要：宋代的货币主要有铜钱，铁钱和白银，但在流通中最主要的货币却是铜钱，宋初的铜钱铸造额是巨大的，然而宋朝却始终存在着钱荒危机。其中又以四川地区最为严重，北宋灭掉后蜀后，将后蜀大量的铜钱输入京师，使四川用于交易的货币骤然减少，北宋政府铸造铁钱的措施又因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爆发而中断，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了。
关键词：交子；铸钱；钱荒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isis Shortage of money in the Earlier Year in Beisong Dynasty in Sichuan Area and the Birth of Jiaozi

XIANG Fei-l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The main currency of the Song Dynasty consists of coins, iron, and silver money,however, coins are the chief part in the currency. Casting of coins in Song Dynasty had a tremendous amount, but shortage of money always existed in that period ,and Sichuan was the most serious region during those days. Since Song conquered Hou Shu ,then it transfered so much number of coins to the capital that made Sichuan have a sharp reduce of the currency. Casting of iron money was forced to suspend in the Northen so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outbreak of Wang Xiaobo and Li Shun,then came the first note of the world called Jiaozi.
Key words:Jiaozi; Manufacturing money; Shortage of money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关于四川地区交子产生的问题一直都是宋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有关交子的产生，有起始于唐飞钱之说，也有人认为是由于钱重而促使发展起来的，然而这两种说法中，前者没有说明交子为何产生于四川，后者也没能解释它为何出现于宋代。其实，交子首先是一种货币，而任何一种货币的产生必然都会与当时的货币制度、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货币流通规律相联系，因此我们要研究交子产生的原因，就得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一、宋初的钱币状况
（一）宋初几种主要的流通货币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开端，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宋代的货币主要有铜钱、铁钱和白银。白银在宋代已大量涌入流通领域，在商品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流通中最主要的货币却是铜钱，王禹偁曾经指出：“夫百货所聚，必有一物主之。金玉重宝也，滞于流布；粟帛要用也，滥于湿薄；权轻重而利交易者，其唯钱乎？”[1](p275)，这里的钱即为铜钱，铜钱能在宋代成为最主要的货币是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宋代的商品经济较之往代已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宋代的这种商品经济仍然是建立在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都很小，他们的生产属于小商品生产或非商品生产，这就决定了市场交易零细性的特点”[2](p1196)，铜钱正好是一种单位价值小的货币，适应了这种商品种类小，市场交易零细的小商品生产的需要。除此之外，铁钱也在一定的区域被强制使用，“铁钱早在割据期间于后蜀、南唐和闽等国铸行，其目的在于用这样一种通货控制本地区的金银铜钱等财货，免致外流”[3](1204)。宋统一南方诸路后，除川峡诸路外，其余诸地的铁钱于乾德四年下诏禁止，北宋仁宗时，由于对西夏战争的需要，宋朝又在西北的陕西和河东地区铸造和流通铁钱，实行铜铁并用，使西北地区成为继四川之后又一个特殊的货币流通区。这样在北宋统治区内就有了3个各具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即广大的铜钱流通区，四川铁钱区和西北铜铁钱并行区。
（二）宋初的钱币铸造情况
铸钱业和军事工业都属于官府手工业，在宋代统辖货币铸造的是“掌收山泽之所产及铸泉货，以给邦国之用”[4](p3970)的提举坑冶铸钱司，在它下面又设立了分散在各地的铸钱钱监。“太平兴国二年，樊若水言：江南旧用铁钱，于民非便。今诸州铁钱尚六七十万缗，虔、吉等州未有铜钱，各发六七万缗，俾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谷麦。于升、鄂、饶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铜钱既不渡江，益以新钱，则民间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除铜钱渡江之禁”[4](4377)。宋太宗听从了樊若水的建议并设立了宋代的第一个钱监。据漆侠在《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的统计，至10世纪末（民间交子产生以前），先后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在江南东路饶州设立永平监、至道二年（996）在江南东路池州设立永丰监、咸平三年（999）在江南西路江州设立广宁监和福州路建州设立丰国监，共四所铜钱监，铜钱铸造额于至道二年达到80万贯，咸平二年这一数字则升到了125万贯。

二、宋初四川地区的钱荒危机
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初钱币的铸造额是巨大的。按理说那时的钱币是十分充盈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宋代货币流通中长期存在而又始终没能得到解决的问题恰恰是钱荒。最早提出“钱荒”一词的是北宋的大文学家欧阳修，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欧阳修上书批评某些地方官为了讨好皇帝,向皇帝进献大量铜钱，提到东南地区百姓家中已经没有铜钱储存，“洵号为钱荒”。
北宋时期的钱荒是与北宋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制度及货币流通规律相联系的，“钱荒本身表明了一种矛盾，即商品转化为货币的需要和这种转化的困难”[2](p1205)，一方面日益扩大的商品生产和不断增长的市场交易需要大量的货币，而另一方面，大量的货币却并没有被看作能带来利润的资本投入生产，只是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被广泛地储藏。正如漆侠先生所说：“铜钱之大量地被储藏起来，一方面说明市场上还容纳不了更多的货币，但另一方面不能不影响了货币的流通和商品交换，宋代所谓的‘钱荒’不能不说与货币储藏有密切的关系”[3](p1203)。同其他诸路相比，四川地区的钱荒又更为严重。
（一）宋灭蜀后，将后蜀大量的铜钱输入京师
五代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各个地方政权各自铸钱行用，而四川地区由于铜资源的不足，大量铸造铁钱作为铜钱的代用品，使四川地区成为铜铁兼用的地区，“蜀主孟昶自袭位，日事奢纵，以王昭远、伊审、韩保正、赵崇韬为掌机要，总统军政”[5](p17)，政治日益腐败，“太祖乾德二年十月（964）命王全斌伐蜀”，结果大败蜀兵，第二年春正月（965），“蜀主命李昊草表请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刘光义等亦引兵来会，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为之，蜀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师自发，卞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县百九十八，帝以余庆知成都府”[5](p20) 。
宋朝兼并后蜀后，“征发夫役,‘每四十卒所负为一纲’，历时数年，将后蜀库中的大量财物全部运往开封内库”[6](p240)，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铜钱。宋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掠夺四川的财富，四川在唐宋时期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上广泛地流传着“扬一益二”的说法，“益”即为四川盆地地区，当时成都府路出产的蜀锦更是“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4](p2230)，将这样一个富庶之地的大部分铜钱送往京师，对于新生的中央王朝而言，无疑是一笔不菲的财富，这将有力地支持新生政权的巩固。另一方面则是控制地方政权，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在后蜀灭亡的第三个月，即乾德三年二月，全师雄便在四川发动了兵变。这使北宋统治者意识到要巩固统一的集权制国家必须要控制地方的财政，从根源上杜绝割据叛乱的隐患，将四川大量的铜钱运走，王师雄的叛乱失去了经济支持，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从而达到控制四川的目的。正是由于北宋政府这样大量的收刮四川铜钱，到“前宋时，川峡皆行铁钱，益、利、夔皆即山冶铸”[4](p4398)，四川用于交易的货币骤然减少，钱荒问题由此产生。
（二）王小波、李顺起义中断了四川的铁钱铸造工作
四川钱荒问题产生以后，北宋政府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化解危机，其中最主要的措施便是于宋太祖开宝中（968-975年）在成都府路雅州百丈县和益州两处设立了铁钱监，开展铁钱的铸造工作，希望通过铸造铁钱来填补铜钱输走后的空缺。然而这项工作很快就被迫中断了，“淳化四年（993），小波因聚众为乱，且曰：吾病贫富不均，今为尔均之。贫者争附，遂击青州，掠彭山，杀县令齐元振，剖其腹，实之以钱，以其爱钱故也。贼党由是愈炽，旁邑响应。十二月，西川都巡检使张圮与小波战于江原，圮射中小波，己而被小波所杀，小波亦病创死。其党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寇掠州县，陷邛州，永康军，众至数十万。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顺攻陷彭州，遂攻成都，转运使樊知古、知府郭载及官属出奔梓州。顺入城，据之，僭号大蜀王，遣其党四出，攻劫州县，两川大震” [5](p105)。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北宋初期一场较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起义军占领了四川大部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北宋政府在四川地区的铸钱工作因此而被迫中断，994年大蜀政权发行了“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这是我国农民政权所发行的最早的货币。由于“应运元宝”和“应运通宝”既没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权为支撑，又没有足够的保险金作基础，它的信誉和价值都是极不稳定的，难以取代原来北宋发行的铁钱，因此它在流通过程中受到了重重阻力。
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爆发，一方面使得四川地区的钱币铸造工作被迫停止，另一方面它又发行了一种根本无法作为交换媒介顺利流通的非法的（对北宋政府而言）货币，这对一直饱受钱荒困扰的四川地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也就直接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诞生。

三、交子的产生
宋代川峡诸路的成都府的社会经济是相当繁荣的，仅次于当时的两浙路，可以和江东路、福建路差肩比美，在商品交换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四川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求货币随之改进。然而北宋在统一了四川后却强制推行铁钱，把四川变成了一个铁钱区，“川界用铁钱，小钱每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7](p264)，铁是一种比铜价值更低的金属，“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4](p4376)，也就是说，重六十五斤的十贯铁钱仅有一贯小铜钱的购买力。用铁钱充当价值尺度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稍微大一点的交易就会出现难以携持的局面，这给四川地区的经济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北宋政府把铜钱输入京师，使得“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4](p4376)，993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先事，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8](p1315)，四川地区延续以久的钱荒问题到此时，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农民起义而停止了铸钱，“钱益少”，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货币的出现来缓解这种货币短缺的情况，于是民间自发的产生了交子，“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 [4](p4403)，“同用一色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7](p283)，这时期的交子是由私人富户联合发行的一种以私人财富进行担保的代币卷，“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诤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4](p4404)，民间自发兴起的交子因为信用危机，使得交子户与交子持有者之间矛盾紧张起来，而官方也意识到交子所带来的好处，于是在薛田等人的奏请下，于天圣元年（102 3）十一月二十八日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发行交子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世界上第一张纸币正式面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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